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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能源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组成部分是市场化，在市场化过程中，行政之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？在学术界和实践中，都是一个颇具争论性的话题。

很多西方国家都是市场经济，政府扮演的角色虽然非常有限，但是却都很重要，特别是在具有社会属性的能源市场中，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和市场是相辅相成、互相支持的，甚至市场越开放，政府的市场监管越严格。

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与壳牌的第三期研究课题——《全球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战略研究》的首次研讨会上，壳牌的专家认为，市场机制能够为能源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，但能源的供应有社会属性，必须引入政府监管。他们认为，促进能源行业发展的最有效方式是，由政府设定产业发展的目标，市场应对，同时，政府要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上，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约束企业行为。

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些相对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给我国提供借鉴。

1979年至1992年间，英国煤矿所接受的金融支持大约是英国政府财政预算的0．8％，但是当电力市场自由化时，私营化电力行业的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，建立了一个基于市场的体系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依然通过种种方式确保它的社会属性没有完全丧失。

2004年和2005年欧盟碳排放体系刚建立时，欧盟充分考虑到免费配额作用，并设计好相关制度，建立相应的数据库，促进欧盟碳交易体系作用的发挥。

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，但在产业发展初期，整体回报率比较低，效率也不高，以至于最初投资主要都来自政府，但是后来市场体系建立之后，它的效率就不断提高。

美国的油气管道非常发达，市场上有很多独立的管道运营商，需求驱动管道建设投资大幅增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美国政府打破市场上的一些垄断竞争，并对价格进行一定的监管。

英国政府努力做到技术中立，它允许各种技术竞争，公平发展，投资于最有潜力的技术。

事实上，市场更关注经济上的竞争力，可持续性，利润的最大化；政府更关注的是社会保障、能源安全投资以及环境质量。如果政府的作用减弱，那么能源产业的社会属性也会下降。如果政府的限制过多，可能会导致能源供应活力不足。

中国的情况与欧美国家相比，有共性也有特殊性，政策在如何支持创新、如何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、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方面，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。

在技术创新上，政府需要引导建立能源技术生态系统，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必要支持，加速技术创新的进程。在能源技术的研发阶段，政府需要提供资助，或者是提供指导；在示范阶段，政府需要提供试点所需要的软贷款；在应用阶段，要进行政府采购或者公共采购等，最后阶段政府需要提高技术曝光度，进行价格竞争。

技术创新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，但变革是缓慢的。目前中国传统能源领域中国有企业比例较高，要通过国企改革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，还要打造各类服务平台，为有创新力的企业提供财税金融政策支持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中国能源技术革命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，强调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。

中国现在的技术创新，尤其是能源领域技术创新都集中在增量部分，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领域，这些增量创新在投资支持下，要找到契合的商业模式，在财务上做到可持续。同时，政府不应该过多地投资于将技术推广到市场，应该创立一个平台，将创新者集聚到一起。

在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某种程度上已出现产能过剩，未来政府要逐渐削减开支，减少并不高效的补贴方式，采取更加巧妙的方式，比如推动创新政策跟定价政策结合起来，使政策关注创新而不是商业化；通过碳定价的方式，防止市场失灵。

此外，中国的能源产业要向绿色转型，就要把可再生能源融入到能源体系中来。而中国很多的可再生能源都是在西部，能源需求却在东部，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才能够灵活地调度这些能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要建立起高效的传输电网或者是管道，要通过政府和市场力量的结合来打破垄断。

美国有有效的市场机制，也有很有效的政府监管体制，从里根政府之后，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开展成本收益分析，中国也要强调政策的有效性，并在政府提供支持方面确保框架的长期性。比如政府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投入大量资金，随着能源技术的发展，价格的下降，要考虑回收成本。

总之，中国的能源革命，要构建新的能源体系，一方面要允许足够多的自由，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更多地参与，特别是加强在放开市场之前的政府的预设和管制。有专家建议搭建平台，把政府要考虑的政策支持平台化，用新的发展模式，慢慢减少和引导投入。